[39]同注6引书，第190页。

在康德看来，绝对命令是道德性的，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一切支配个体行为的意志所遵守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规律[17]（P60-65）。以上文提及的郑州电梯劝烟案为例，其一，基于价值理性，终审法院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前提）。

司法的可接受性并非取决于司法技术，而是取决于司法过程的价值权衡和选择。恩格斯也认为：审判人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践解释法律，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50]（P280）。第二，人文价值及其道德情景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其一，司法的过程既是法律叙事过程，也是价值解释过程——司法过程中的价值解释须以法律叙事为载体，相应地，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叙事借由价值解释而被赋予意义。法官应当维护主流道德体系之荣辱观，这有助于激发人民过有德性生活、作道德人之信念。

其一，认知和把握人间烟火之能力，即法官认知和把握社会常识、常情和常理之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法官的思维方式和角色定位。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最本质的内容，国家核心价值观由一套自成体系的抽象的范畴所构成。其二，社会道德人格塑造。

《民法通则》第99条和《婚姻法》第22条对姓名权均无禁止性规定，原告为子女取名北雁云依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在制度正义教化和调适中，正义将外化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公民行动的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就更具有实然价值了。在司法过程中，允许司法道德能力的作用，并非要削弱法律的功力，而是为了让法的适用获得社会伦理的支持和褒誉。这就意味着，除非司法裁判能够激发人民的羞耻感，即激发人民做道德人的荣誉感，否则，司法裁判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殊难兑现。

第三，法官选择适用的法律与被弃用之法律之间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为此，法官在法律适用范围上做了合乎逻辑的联想，即从与《继承法》密切关联的《婚姻法》和《民法通则》中寻找德性条款。

其一，以于欢案为例，其涉案行为即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其二，以张某等诉杨某继承纠纷案o为例，该案涉及三个基本法律关系，一是原被告即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二是原告即遗嘱继承人张某与遗嘱人杨某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三是被告人杨某与遗产所有人杨某在涉案遗产上的法律关系。由于价值乃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因此，司法过程中的价值认知和把握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能力。由于愿望、恐惧或其他动机，对象必须有做的意向[21]（P65）。

所谓社会道义，就是社会主流道德之义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范畴。依《物权法》第7条之规定，原告要求父母将所占房屋份额转让于己的诉求与善良风俗、传统美德不符，依法不予支持o。这些抽象的范畴必须借助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释系统，方有可能具象化，并因此而成为道德实践中的行为示范。二审法院依法受理当事人上诉后，将涉案行为合乎情理地回置于行为发生之时的特定情境，以暴力逼债、辱母、限制人身自由等客观事实为基础，将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推定为正当防卫。

司法的道德价值取向与司法的道德价值导向是两个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的范畴。藉此，法院作出了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终审判决，成功地捍卫并弘扬了于欢涉案行为所承载的人伦价值。

在张永焕持刀的情况下，朱振彪应属防范自卫举动，并始终与张永焕保持一定距离，未危及张永焕的人身安全。法院审理认为，涉案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制止违法行为和劝告违法者投案，因此其性质属于见义勇为。

其三，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都是一种维护意识，它必须要保持国家政权体系的顺利运行和社会的稳定[25]（P116-119）。[6]（P350-351）因此，在特定案件中，法官如果机械地依据法律条文作出裁判，很可能会背离规范原意，抵触正义的要求[7]（P2）。但是，在现代社会，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价值冲突，司法的公正价值取向能否囊括人类所有道德价值取向尚且存疑，为此，在司法伦理中引入关怀价值取向不失为一项建设性选项。但在不同性质案件的审理中，因果论证的方法及其在归责中的权重有所不同。一个健康并运行良好的司法规范体系及其所衍生的司法秩序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相应的道德性规范或秩序。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司法的公信力取决于司法的道德能力，即司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道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道义的支持。

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家园，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情操。这种道德规定性隐含在其规范性功能之中。

基于这种责任，法官应当尊重并支持那些现存的、为民众所共信共守的是非标准以及由此所支撑的道德秩序。麦金太尔在谈到正义问题时曾说过：正义只有对具有正义感的人才有意义，必须在正义及正义感之间建立关键性的联系。

除了这种维度之外，法律还必须对人们的德性和人类的繁荣保持合理的道德关注。正是这种作为道德秩序的基础生活秩序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内核。

但现行法律涉及姓名权的规定中并无公序良俗条款。这种自由不仅是法官的特权，而且也是法官的道德义务。如是，司法所输出的不仅是公正，而且是有温暖的公正。在个案裁判中，法官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赋予法律以新的意义。

故此，法官引入公序良俗原则，运用衡平推理，将涉案遗嘱置于公序良俗之天平，为其拒绝适用《继承法》第5条之规范做了正当性论证。（三）法治规训：司法道德能力成长的制度平台 在司法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法律关系，并非单纯的利益关系或者以利益为基础的法权关系。

但法官在争讼伦理化转译之后，并未在《继承法》中找到可以支持其德性裁判之直接依据。其一，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道义体系，国家统治秩序的正当性、合理性正是由国家意识形态得以论证和支撑的[22]（P9）。

所以，良知对于法官的意义远胜于普通的道德个体。立法者并非先知，他无法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

法律的基本概念不应限于福利、效率、自决或平等，而是必须纳入德性、卓越及人类繁荣。首先，法治乃良法之治。具体而言，司法实践中大致可以分为狭义的直接适用和转译的直接适用。法官应当在个案中维护主流道德体系之善恶观，并有助于社会共同体实现其惩恶扬善之价值诉求。

其一，把握时势之能力，即法官把握时代脉搏和发展趋势之能力，这种能力直接作用于法官的司法观和正义观，其所涉及的司法哲学命题即司法的时宜性。他不得随意创新，他不是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

为获得应该适用的法规范，法官诉诸目的理性及价值理性，将拟适用之法的规范范围广延到《婚姻家庭法》乃至《民法通则》——如果仅仅适用《继承法》第5条之规定，基于公证遗嘱的形式合法性，原告诉请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对象必须能够或按情况要求不做某事。

法官道德能力通常借助于实质推理发挥作用。二是为司法所支持的发展本身应当是正义的。